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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中潘金莲形象研究

发表时间:2020-02-03 14:30作者:归云

摘要:

《金瓶梅》作者塑造了一个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女性——潘金莲。在文学作品中,无可否认的是,潘金莲是一个放荡的女人,很长时间以来成了淫荡女性的代名词。但同时,她也表现出了很强的女性主体意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形象。而她悲剧命运的最终铸成,成因有三:其直接原因应归结于其爱情和婚姻的悲剧,间接原因为创作主体有意识地传达自身偏见,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男性话语权统治下的社会环境对于性别定位作用的结果。这三种原因共同造成了潘金莲人生的悲剧,而非其本性的问题。同时,本文从潘金莲安全感的缺乏和因绝望生恨等方面对潘金莲形象进行重新认识。

关键词:潘金莲   金瓶梅   悲剧   复杂性格   认识

《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世情小说,也是我国小说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创的长篇白话小说。世情小说是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一种,又称为人情小说,世情书等,主要是指宋元以后内容世俗化、语言通俗化的一类小说。流行于明代。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起,学术界一般又用世情小说(或人情小说)专指描写世俗人情的长篇。明清两代的世情小说,或主要写情爱婚姻,或主要叙家庭纠纷,或广阔地描绘社会生活,或专注于讥刺儒林、官场、青楼,内容丰富,色彩斑斓

而对于《金瓶梅》而言,最突出的成就是塑造了潘金莲这样一个文学形象,甚至以其名字入书名。表达了作者在特有历史阶段的价值观。

一、潘金莲人物形象浅析

(一)淫妇

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当中,潘金莲始终都被认为是天下第一淫妇、坏女人,认为她性格的核心是淫荡、嫉妒、狠毒。放荡与堕落是潘金莲思想性格的突出特点,这是人所共知的。

潘金莲的经历是这样的:她原是南门外潘裁的女儿,九岁卖在王招宣府里习学弹唱,十五岁又被转卖于张大户家,遭到凌辱虐待。张大户将潘金莲白白地嫁与“人物猥琐”的武大为妻,却长期霸占,张大户死后,潘金莲和武大被主家婆赶出,靠卖炊饼度日。她企图改变命运、追求幸福,却遭到重重阻拦,在追求中丧失了自我从而走向堕落的深渊。她与西门庆成奸后一味纵欲,又与他人勾搭成奸,她变得自私、贪婪、残忍、放荡,由一个不幸者成为一个害人者。

道德观念崩溃,对性欲的盲目崇拜。潘金莲在与武大的比并中,形成了盲目的性自尊———自比鸾凤、灵芝。而当她遭到武松的拒绝,情的寄托落空,性的欲求同时受到创伤性抑制,她的生活开始发生巨变,她开始为了满足性欲不择手段,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种需求活动中。西门庆娶了不如她姿色好却有钱的寡妇孟玉楼,又使她明白只凭姿色是不行的,精神上变得自卑,因此她嫉妒那些地位和财物方面优于她的人,当这些因素同时对她性的追求造成威胁时,她就会想办法把她踢下去。由追求性满足发展为性泛滥、性溢恶。

男尊女卑、一夫多妻的社会环境下,潘金莲性格的扭曲和堕落。在当时的情形下,男尊女卑以及一夫多妻的现象比比皆是。官僚富商、纨绔子弟凭借权势玩弄女色、恣情放荡。而西门庆,以一家之主之地位,专一调风戏月,独占良家妇女,妻妾不过是他纵欲的对象,他对人欲的贪求已异化为人性的扭曲和人生的毁灭。在这样的家庭中,金、瓶、梅等诸多女性,似乎也都被封闭的家庭、单调的生活压挤得只知道人生最低层次的要求。潘金莲在这样尖锐复杂的矛盾纠葛中,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道德堕落,呈现扭曲的人生和变态的心理。《金瓶梅》正是通过表现封闭的家庭生活,将潘金莲扭曲的人性、邪恶的行为一步步展现出来。

(二)走向自我觉醒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潘金莲在淫荡的表象之下,也有着积极的性格因素,这就是她身上的大胆抗争的性格特点。她狂热的赤裸裸的展示自然情欲,完全不受传统道德遏制,至少在客观上是注入了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

争取自己的婚姻幸福,挑战“男尊女卑”。潘金莲自嫁武大,“常与他合气”,抱怨大户“何故将我嫁与这样个货! ”“是好苦也! ”对于婚姻强烈不满,便“沾风惹草”,她不再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的懦弱女性。其实她内心是喜欢武松的,渴望追求这样外表出众的男子,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武松严厉地斥责了她。她委屈但不怯懦,而是借机巧妙地反击,声称自己“是个不戴头巾的男子汉,叮叮当当响的婆娘”。她的话既是对婚姻强烈不满的发泄,更是对封建礼教、男权社会的一次挑战。同样,西门庆多数也对潘金莲的冷嘲热讽无可奈何,不是让她一步,就是上了她的骗。封建夫权制度下,潘金莲没有束手无策,她在勾心斗角的斡旋中,挑战者男尊女卑的权威。

只不过,潘金莲羡慕富贵,希望嫁一个如意郎君,追求性欲的满足,扭曲了其正常的心理和性格,将肉欲变成了生命的原动力。她以此去撞击吃人的封建礼教,最终只能是悲剧的命运。

  二、潘金莲性格中的复杂矛盾因素

从整体来说,潘金莲谋杀亲夫并且与浪子西门庆私通,然后又与仆人等偷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标准“淫妇”。但是,在“淫妇”的背后,潘金莲其实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毒死武大郎,气死李瓶儿,这些都是她所犯下的命案,然而,她却也是一个追求婚姻美满的平常女子,只不过以肉欲替代情感罢了,并且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她的追求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潘金莲,性格中有着浓厚的复杂和矛盾因素。

(一)最毒不过妇人心

潘金莲以前也是个简单单纯的妙龄少女,但是到后来,她变得非常淫荡、非常狠毒呢,甚至让人害怕。因为家庭的原因,从小开始她就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生活从来没有安稳过,一直没有个好的依靠。为了生存,她成为了张大户家的暗妾,这在当时来说,是非常之流行的,也表现出了那个时代对女性的摧残,尤其是生来容貌漂亮的女性。自从给张大户做暗妾之后,潘金莲就已经开始了她的悲剧生活。她被迫嫁给了武大郎,一个在文学史上侏儒版的男人,一个没有生殖能力的男人。我们今日完全可以想象,这时的潘金莲是多么的愤慨,痛恨这个不公的社会,痛惜自己悲惨的命运,痛恨武大的无能与软弱!由此,与西门庆通奸仿佛又是顺水推舟的事了。面对这些的不公,潘金莲在遇到西门庆之后,人物西门庆可以满足她对男人的一切想象,终于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了。而为了让自己痛痛快快地嫁给西门庆,摆脱牵绊,她毒杀了武大郎;在嫁给西门庆之后,为了能够巩固自己的位置,她和李瓶儿之间争风吃醋,气死李瓶儿等。

在整部《金瓶梅》这部小说中,潘金莲至少和五条命案扯上关系:她药鸠武大,毒杀亲夫;出于嫉妒,逼死了宋惠莲;吓死了官哥儿;最终气死了李瓶儿;而对欲望的无限追求,使得西门庆最终页纵欲而死。由此可见,在封建社会当中,潘金莲本为一个弱女子,但是为了生存,同时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潘金莲开始变得非常争强好胜,并且为了达到目的,什么手段都敢试。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潘金莲是非常可恶的、非常可恨的,是令人所不齿的。潘金莲这么做,一方面是出于对自己的生活的追求,一方面是对现实社会的报复,但这两种想法和观念,都是源自其内心的肉欲。这种肉欲的追求使得潘金莲最终迷失了自己,走上了不归路。在封建社会下,权利就代表着一切,金钱就意味着一切。只要有了权力,只要有了金钱,就没有什么是得不到的,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毒死武大,解除了束缚她的枷锁,恢复了她的自由身!嫁入西门庆家,宋惠莲、官哥儿、李瓶儿等都是阻碍她在这个家地位的障碍,扫除他们是必需的了。

(二)对封建社会的反抗

在《金瓶梅》中,虽然描写的重点在于潘金莲和西门庆及其他男性荒淫的故事上,但在其中,也不乏作者对潘金莲反抗封建社会的思想和行动的赞赏。嫁入西门庆家是潘金莲的梦想,然而,在潘金莲最终嫁给西门庆之后,才突然发现自己的地位和处境非常的不妙。在和武大郎成立的家中,什么事情都是自己说了算,然而在这里,却完全不是这样了。除了她之外,西门庆在家中有非常多的妻妾。正妻是吴月娘,本是清河县县衙左卫吴千户家的姑娘小姐,乃是明媒正娶才来的,同时又有非常多的陪嫁,在西门家的地位自然是非常高贵的。小妾李瓶儿是西门庆非常喜欢的小妾,无论是气性还是人缘都比潘金莲要好得多,并且,也有不少的陪嫁,在财物决定位置的封建大家庭中,潘金莲的地位和处境非但是不妙,甚至已经是相当危险!而另一个侍妾孟玉楼,同样也是个不差钱的主。持此之外,在整个大家族的管理当中,李瓶儿是财物的主管者,孙雪娥也掌握着主管后勤,但是潘金莲却是什么责任都没有,这更加重了潘金莲自身的失落。相比于其他几位,潘金莲唯一能够胜过他们的地方或许就在于自己的脸蛋了,再加之这几年的生活经历,“淫”已是她的生活了,而这正合了西门庆的胃口,也得回了自己的所谓的“幸福生活”。

我们都知道,潘金莲与西门庆因淫走到一起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潘金莲却惦记着西门庆的那句“一心要招个好的在家里”,而她却也把这句话当成誓言。 其实,这只不过西门庆的把戏罢了,只不过是为了和潘金莲相好而说的话语罢了。至此潘金莲也逐渐发现西门庆当初的誓言早已荡然无存,那句所谓的誓言根本维护不了她什么。 她不再相信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男人能给予女人什么,而女人要想得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就必须用实际行动去反抗,去抗争这浑浊而不公的社会,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她是那个年代敢于反抗的妇女,更是敢于付诸行动的少有的女人。

潘金莲,在其靓丽外表下隐藏着多重性格,更是这种性格折射出了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污浊细品潘金莲,我们会对人类、社会有更深的感触!

  三、潘金莲悲剧造成的原因

潘金莲可谓中国小说史上最受人瞩目的女性形象之一。几百年来,人们一直津津乐道于这位颇有争议的女人,并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思想立场下给予了她不尽相同的解读方式。少数人认为她是一位争取自由解放,具有独立意识的新女性典型;但更多人则认为她是卑鄙丑恶的蛇蝎女人。无论赞扬还是贬斥,究其根源,几乎所有的评价都源于她一生中对于性生活的追求以及同异性之间混乱的性关系。可以说,潘金莲因“淫”而“罪”已成为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深存于绝大部分读者的脑海之中。不过,笔者认为,潘金莲的“罪”并非单纯地是因她咎由自取,而是另有其他较为复杂的原因。大致有如下三方面:

(一)直接原因:婚姻的不幸和性的不满足

爱情是文学艺术永恒的主题,女人是为爱情而生活的,获得美好的爱情是女人的追求,在这一点上,潘金莲表现得异乎寻常。但是潘金莲不是生来就是恶的,在没有遇到西门庆之前,潘金莲只是抱怨。对于潘金莲的婚姻不幸,就连《金瓶梅》的作者也发出这样的感叹“但凡世上妇女,若自己有几分颜色,所禀伶俐,配个好男子便罢了,若是武大这般,虽好煞也未免有几分憎嫌。”自从遇到西门庆之后,西门庆用他的生活方式带领潘金莲走出武大的小屋,用他的思想感染潘金莲的思想,用他的权势帮助潘金莲杀害武大,可以说在遇到西门庆之前的潘金莲只是一个只敢想不敢做的梦想得到幸福的女人,然而,西门庆的出现,却使得他不顾一切去追求自己所谓的幸福了。

西门庆不但有权有势,而且二十五六岁的他生得放浪,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比武大强,而西门庆又主动追求潘金莲,使潘金莲在武松那丢失的尊严得到了安慰。因为性需要的满足,会使得人忽视了社会的规范和道德的约束。以至于当武大得知实情之后,潘金莲与西门庆继续通奸之余,便唆使西门庆毒打武大,甚至串通王婆谋杀亲夫。

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潘金莲其实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他之所以变得如此凶残,以至于毒杀武大郎,主要原因是因为武大发现奸情后不肯休弃潘金莲,并且摄于武松之威,不得已而为之。由此种种,迫使潘金莲人性中恶的一面发展到了极致,且杀夫之后没有后悔、害怕、焦虑等等不安情绪,反而是轻松、自在、大胆放肆地整日与西门庆玩乐。这时的潘金莲把一生的幸福寄托在西门庆身上。可是好景不常,西门庆不常来会潘金莲了,他在筹备迎娶孟玉楼的事,潘金莲好不容易拉上西门庆的小厮问个究竟,却知他西门庆已另有新欢。潘金莲只得请玳安捎上自己的思恋,请王婆去请那负心的郎。潘金莲为何不亲自上门去找西门庆,还是封建礼教的束缚,那时的女子,不能轻易迈出大门,更不能自己去找可意的男子。

经历了重重困难,西门庆终于肯娶潘金莲回家去,还是偷偷地娶,不敢让武松知道。潘金莲成为了西门庆的第五房妾,她希望得到西门庆的专宠,尽管她百般逢迎西门庆,特别是性方面。可令她万万想不到的是,她嫁过去不久,西门庆就对她有些腻了,在家呆不住,便去妓院梳笼妓女李桂姐,一连十几天不回家。金莲极度郁闷。

潘金莲追求幸福没有错,却平白无故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受到打击,她只好忍着。当潘金莲知道等的人不再回来的时候剩下的就是报复了。和一个奴仆私通了。这种追求幸福的方式显然很龌龊,潘金莲也正是在这种幸福的追求中一步一步地堕落下去,以至于后来与女婿陈敬济偷情与乱伦,与王婆的儿子王潮儿“乱刺上”。

金莲自从嫁到西门庆家无时无刻不担心着自己失宠,当得知李瓶儿怀有西门庆的骨肉的时候,潘金莲对李瓶儿冷嘲热讽,恶毒攻击,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潘金莲处心积虑,她发现官哥儿爱穿红色的衣服,就整天拿着红布训练雪狮子猫的抓扑本领,最终适时地吓死了官哥儿。可见这时的潘金莲已经从最初的追求爱情幸福变得凶狠毒辣,在这种变态的追求中一步一步地走向堕落。

我们可以这样说,向往美满幸福的婚姻是潘金莲走上罪恶的出发点。

(二)作者自有的价值观渗透其中

纵观全书,从创作主体的角度看,叙述者一再通过描述语气来“故意”表现潘金莲善“妒”滥“淫”,企图给读者造成一种她过分放纵性欲的不完全印象。因此,叙述者在叙述相关情节时,总是带有鄙夷的感情色彩。例如在第 51 回,众妻妾得知西门庆进了潘金莲的屋子,“这潘金莲听见往他屋里去了,就坐不住,趔趄着脚儿只要走,又不好走的。”“那潘金莲嚷,可可儿的起来,口儿里硬着,那脚步且是去的快。”这明显是对其行为的一种讽刺性的写法。另外,当“西门庆一连在瓶儿房里歇了数夜”,李瓶儿占了“专宠”时,“别人都罢了,只是潘金莲恼的不得了”也是叙述者一种否定的表达。而诸如“独打相思卦”、“雪夜弄琵琶”等情节的安排,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潘金莲心底柔弱、可怜、无助的一面,体现出了叙述者对潘金莲的同情( “为人莫作妇人身,百般苦乐由他人。痴心老婆负心汉,后悔当初错认真”) ,但仍有讽刺的意味在其中( “实指望买住汉子心”) 。因为在封建礼教影响中,“良家妇女”应对自己的性渴望如吴月娘般加以压抑和隐忍,才符合主流社会文化对女性的要求。“买住汉子心”这种堂而皇之为自己追求幸福的行为,被定义成令人不耻的“下贱”。因此读者在阅读文本时,通常一方面不自觉地在潜意识中受叙述者教化意图的影响,对潘金莲持否定态度; 但另一方面,也偶尔会为她作为一个被丈夫背叛的女人的悲惨境遇而感到怜惜甚至感动。这两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不仅激起读者心中多层次的阅读感触,也唤醒人性中对于爱情追求的共同渴望。但前者的力量毕竟是强大的,后者的力量因其微乎其微常常被人不自觉地忽略掉。创作主体将自己的偏见潜伏于描写的字里行间传达给了读者,使读者对潘金莲留下了一种不完全印象,认为在她的身上所体现出的几乎就只有“淫”有“恶”,而其“善”其“哀”的一面却被绝大多数人忽略了。

(三)男性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的影响

前文所提到的是潘金莲悲剧命运造成的原因,然而盘根究底,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男尊女卑社会话语权下对女性的一种价值判断。在封建宗法父权社会中,男性掌控着所有的社会权利与财富。作为统治者的他们不仅在家中妻妾成群,更可在外面嫖娼买笑。而社会却并没有同时赋予女性这样自由享受幸福生活和欲望满足的权利。她们被灌输的只是如何服从与效忠自己的夫主,而自身的利益却一文不值。

以潘金莲与李桂姐的战争为例,潘金莲之所以当着众人的面,对西门庆大胆地以词寄情,结果却惨遭忽视,原因就在于她并没有认清自己作为一个“妾”在家中与社会上的地位,也忽略了西门庆代表着那不可触犯的“夫权”。她在为自己的爱情追求平等待遇时伤害了西门庆的“权威”。因此,在这场“爱情”、“平等”与“夫权”、“统治”的较量中,潘金莲注定是要失败的。

再如,当潘金莲最初在得知西门庆与李瓶儿逾墙相约日日交欢时,用“不许到院里去”、“要依她的话”和“如实汇报”三个条件要挟西门庆,取得了“一石三鸟”的胜利。但是,这个表面上的胜利实际上却依然昭示着潘金莲深层次的失败。因为她无法堂而皇之地要求丈夫远离其他并不属于他的女人,只能退而求其次地用“妥协”、“默许”的方式来换取她作为妻妾本应拥有的知情权。“不许到院里去”和“如实汇报”其实是两个矛盾的概念。一方面,她将丈夫从一个女人的怀中夺了出来,另一方面却送到了另一个女人的怀里。人们指责她狡猾刁蛮的同时,却忽视了她心底那无可奈何的悲哀。所以,潘金莲先后与琴童、陈经济偷欢,可以视为她在长期饱受了情感与性欲均被忽视的折磨后,基于对这一生命原欲的渴求,为了追求平等和补偿而大胆采取的行动。但她显然触碰了社会道德的禁忌,“坏了三纲五常”。这种行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被视为“不忠”和“乱伦”而备受人们唾弃。

但是人们需要看到,这两出“性丑闻”的起因都是由于西门庆背叛在先,无法给予她稳定的爱的感受和性欲的及时满足。如果西门庆没有为了维护“夫权”的权威性而拒绝潘金莲的请求,没有为满足自己追欢逐乐的欲望而无视家中妻妾长期处于性饥渴的状态,潘金莲也不会有与其他男性发生性行为的理由。可以说,她需要解决正常的情感依靠和生理渴望,而本应让她依靠、为她解决渴望的丈夫却在她的生命中高频率“缺席”。无奈之中的她只能通过自己的“手段”去开辟一条违背伦理的却通向解脱的“不归路”。

潘金莲之情况的出现并非偶然。在饱受传统儒家文化浸染的社会环境里,女性只是被作为男性的附属品,与金钱、牲畜、房屋、田产一样,是男性的私有财产。由于她们没有经济实力和接受教育的机会,也就没有相应独立的人格和社会地位,无法摆脱家庭的牢笼和夫主的阴影去寻求自己的幸福,更没有权力为自己应得的利益而抗争。当整个社会长期将这种思想分别灌输给作为统治主体的男性和作为附庸主体的女性时,无论男女均理所当然地各自接受了自己“主人”和“奴隶”的地位。因此,当一个个女性形象被这些把握社会话语权的掌权者塑造出来的时候,她们并非公平地存在,而是明显体现着创造者所“赋予”她们的“应该”或“不应该”的价值评判。

而潘金莲,则正是一个被塑造与被赋予的“典型”: 她只是一个玩物,极少有人将她看作是一个有着正常欲望和需求的女人。她的形象历来只是被模糊而偏激地用“淫妇”一词概括。人们往往只执著于她与人“通奸”的事实表面现象,却很少有人关注她生发种种“罪恶行为”起因的最本质根源。

诚然,《金瓶梅词话》创作于一个张扬个性、放纵原欲的时代,文中人物的言行举止不可避免地沾染上那个时代特有的气息。但人性是相通的,压迫与反抗始终是不可分离的。当生命原欲遭遇缺失的时候,无论是掌握社会话语权的男性统治者还是沦为附属品的女性被统治者,二者都无一例外地需要寻求对其进行补偿的方法。如吴月娘般靠移情经卷的方式压抑性饥渴的行为与如潘金莲般大胆寻求替代对象来满足性饥渴的行为都是解决这一缺失的途径。只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二者由于封建道德的划分而强行地被分为“善”与“恶”,并分别赋予“善报”和“恶报”的不同结局。如果站在人性的角度来看,这样硬性的分类是并不公平的。所以,人们不应过度纠结于潘金莲个人因“淫”而“罪”的定论上,而应摘掉有色眼镜,放开社会赋予男女差别的偏见,从人性入手反推原因,重新认识这朵千古评说的“恶之花”。

  四、对潘金莲的一些认识

人们都习惯了谴责女子放浪、轻桃,甚至传统观念把女子视为“祸水”、“尤物”,“妇人女子之性情多淫邪而少正,易喜怒而多乖。’如果我们究根溯源,以今人的眼光审视历史上“独领风骚”的女子,哪个带有叛逆色彩的是温良、贤惠、“女德”、持“妇道”的呢?一部二十四史存留下的大多是节妇、烈女,但那是怎样浸透妇女辛酸的历史表彰啊!而打入另册的统统是沾了“泼”、“荡”、“悍”、“淫”等等字眼的“妖妇”,但她们中间的一些人恰恰是生命力极强的、敢于向男权世界挑战的巾帼之“雄”。虽然潘金莲只是脂粉场上的一个不名誉的女子,无法与留芳千古的奇女子相攀比。但面对不公正命运进行抗争,她称自己是个“不戴头巾的男子汉,叮叮当当响的婆娘”,公开与“阳盛阴衰”的道德世界宣战。

(一)爱和安全感的缺乏

“爱”是人类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情感因素,没有爱与被爱的人生是不完整的。在《金瓶梅词话》中,潘金莲由于儿时就被卖到王诏宣府中学习歌舞乐器,远离家人,亲人之爱在她的生命中是一片空白;少年时被年逾古稀的张大户长期蹂躏,青年时又被迫嫁给有缺陷的武大,从小就非常缺乏安全感。这种安全感的缺乏,使得潘金莲很想找一个可以依托终生的人,可以相伴一生的人。而西门庆在很多方面都满足了潘金莲对于男性的需求和幻想,所以他迫不及待地为了和西门庆在一起,药鸠武大。

后来总算如愿,西门庆娶她进了家门。然而,她对于幸福的全力追求却无法得到相应的回报。因为丈夫西门庆高频率地“缺席”导致她无法实现理想中的“幸福生活”,不得不自寻解决的出路。这一矛盾突出的表现就是在西门庆和李桂姐、李瓶儿之间与潘金莲和琴童经济之间的关系上。

之前,潘金莲先是因西门庆迷恋李桂姐而将她冷落了一月有余,企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将西门庆挽回身边来。但她失败了,这个结果令她难以默默承受。一方面,潘金莲与西门庆的相识是出于两厢情愿、相互爱慕的,因此生性好强的她对于二人之间的感情便持一种平等的态度;一旦失衡,则很难接受。另一方面,“欲火难禁三丈高”的她无法忍受长期性饥渴的状态,以至于看到“玳瑁猫交欢”都“弄得我芳心迷乱”。所以,出于报复和满足欲望的双重心态,她与琴童做出了苟且之事。这种行为从一方面来说,是出于对西门庆的报复,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恰恰是因为潘金莲将所有的情感都物化为性的愉悦中,没有分清爱欲和情感之间的界限,只是一味追求情欲的满足。同时,只有情欲的满足,对于潘金莲来说,才能享受到踏实的归属感和安全感。自然,这是一种畸形的爱恋。

(二)绝望造成的犯罪心理

一个爱而无望、对生存失去基本信心的女子,很容易被外因的诱惑而导向犯罪。既然爱象个缥缈的海市屋楼,那么欲就成了容易抓住的救生筏。潘金莲就是在绝望心理和强烈的欲求的支配下,萌生出了罪恶的念头,即挺而走险,尝试“禁果”。一方面她要平息心头迷乱的欲火,另一方面要向作践自己的男人世界讨债。

潘金莲对西门庆的所谓的爱慕之情,更多的是感官刺激而带来的求欢本能。她也不再需要情感的高级调料,满足的只是情欲和占有的快感。于是有求必应,公开与西门庆私通。通奸行为,因为违背了人类社会正常的道德秩序,历来遭到公众的谴责。但也应该具体把握社会特殊的环境和人们复杂的心理变因。在不正常的社会氛围里,有时男女爱的意识和被扼杀的“人欲”往往只能通过非法的渠道得以渲泄,这就是畸形的时代造成扭曲的男女情欲。

潘金莲一方面是出于淫欲的满足而无视于性道德,另一方面也带有对压抑“人欲”的恶性反拨。一个长期与自己不爱的男子同处一室的女子—甚至连夫妻正常的性生活都享受不到,又无法摆脱不幸婚姻的锁链,只幻想用“偷”的方式以求得自救。她对生命中正常欲望的有意识追求,但又被罪恶的欲念所破坏,不免使人难以觉察出她处在悲剧际遇中的真实心境。

毒杀亲夫是潘金莲犯下的十恶不赫的头条大罪。但细加分析,奸杀案的主谋是王婆,设下一条“要长做夫妻”的毒计,西门庆照方抓药,落了个间接杀人的罪名,而被唆使杀人的却是直接实施犯罪的潘金莲。从犯罪学的角度看,他们是预谋犯罪,应共同承担犯罪恶果。但由于封建时代男子的特权,奸杀之罪历来是女方独担恶名,从来不过问是主动犯罪还是被动犯罪。潘金莲的目的无非是与西门庆做长久夫妻,尝试一种所谓的正常人的生活。她的犯罪是有强大诱因的,受别人的一再唆使、引导而身不由己的采取了犯罪手段。过于依恋男人、妄想病态欲望的满足、下意识的复仇心,以及环境的压力,终于使潘金莲堕落成杀人犯。

总之,强烈的求生意识和犯罪的欲望奇怪地混合在这个女子身上。她不甘心命运的安排,想过一种正常人的生活,但同时她的一切正当的生存选择又被社会恶势力所扼杀,摆在她面前的只有一条路:踢开绊脚石,不惜用杀人来换取一点廉价的自由。所以她为生存而堕落,为选择而杀人,很难说她就是天生该被诅咒的。

为行文方便,文中但凡引用《金瓶梅》原文的不作详注,均出自兰陵笑笑生著、秦修容整理的《金瓶梅词话( 会评会校本) 》,中华书局 199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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