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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中的爱情悲剧

发表时间:2020-02-05 14:58作者:归云

摘要:

《诗经》中爱情诗的女性形象的悲剧色彩是促成《诗经》爱情诗千古不衰的重要原因,历代评论家对此都有深刻的见解。其悲剧风格的总体表现是:具有各种美的女性在爱情婚姻生活中的被蹂躏、被损害。《诗经》中所有婚恋悲剧,按其揭示的主题划分不外两大类:追求自由的悲剧和追求专一的悲剧。通过对《诗经》弃妇诗中的女性分析,我们看到在先秦时代,女子的不幸,可我们还是从她们身上看到了自我崛起,对自我价值的肯定,纵使那样的抗争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可是却值得我们对这些女性自我意识的认可。值得赞赏

关键词:诗经   爱情   悲剧   反抗

引言

《诗经》是我国诗歌的源头,千载以来,其能感动一代又一代读者,生动的形象、优美的语言固然重要,然而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诗经》爱情诗中女性形象本身固有的悲色彩更促成了它的久唱不衰。

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悲哀情绪,我国古代的文论家们一直都非常重视。他们认为悲剧最具打动人的魅力。颜延之、钟嵘、刘勰、沈约等都在自己的批评性著作中论述了诗善写悲情的特点及他们以前的诗着重写悲情的倾向。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文学批评的盛世,而其时的评论家们都重视悲情的表现,且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道理:悲哀怨恻之情比喜悦欢乐之情更具打动人的力量,悲剧有更强的感染力。

而《诗经》爱情诗是不是以情,而尤以悲情取胜呢?刘勰也认为:“昔《诗》人什篇,……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此乃为情而文也。”朱熹有着类似的论断:“凡《诗》之所为风音,……所谓男女相与歌,各言其情者也。”他们都肯定了《诗经》之抒情,尤其是抒悲情的美学特征。而作为本身就是言情之作的爱情诗,在抒女性哀怨凄恻之情方面则更胜一筹,而女性形象的悲剧色彩也成就了《诗经》的爱情诗。

一、《诗经》婚恋悲剧的两大主题

人类从野蛮跨入文明的那一天起,就开始在婚恋生活中追求这种至善至美的爱情理想,尽管这种理想与文明初期的现实之间的距离是那样遥远。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追求促使两性道德向更高的文明阶段演进。《诗经》里的婚恋诗篇,就是《诗经》时代的人们追求自由专一的爱情理想的原始记录,唯其他们的追求是对那一时代不合理的两性道德和婚姻制度的超越,唯其这种超越的时间跨度太大,他们的超越才往往以否定他们自身为结局,才造成了那么多的婚恋悲剧。

《诗经》中所有婚恋悲剧,按其揭示的主题划分不外两大类:追求自由的悲剧和追求专一的悲剧。

追求自由的悲剧,矛盾冲突在婚恋男女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之间展开。青年男女们要求自由自主婚恋,而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父母、媒人、社会舆论)却剥夺了他们的这种权利,从而酿成了婚恋悲剧。

这一类悲剧作品最突出的有《风·柏舟》、《王风·大车》、《风·东》、《郑风·丰》、《郑风·将仲子》等篇。《风·柏舟》中的姑娘是一个性格刚烈的女子,她爱上了一个“彼两髦”的小伙子,但他们的婚姻遭到父母的反对,女子痛苦之极,发誓“之死矢靡它”,以抗争“不谅人”的母亲,坚持自己的选择。《王风·大车》和《风·东》中的女子更具行动的勇气和果断性,他们在追求自由自主婚恋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王风·大车》中的女主人公恋上了赶大车的小伙子,鼓励他一起私奔,并指日发誓:“则异室,死则同穴”!《风·东》中的女子毅然自主嫁给自己的心上人,于是她没有逃脱社会舆论的议论和指责:“乃如之人也,怀昏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据郑玄笺注,“不知命”,就是不知父母之命。女子的举动有乖于当时的礼法,所以受到舆论的干预。不是所有的女子都性格刚烈,都具有行动的勇气和果断性,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能为了爱情而以生命去抗争,因此他们就不仅仅是婚恋被蒙上灾难和不幸的阴影,而是已经承受了婚恋悲剧的痛苦。《卫风·竹竿》是一首男子失恋的悲歌,这在《诗经》中是不多见的。他曾和一个女子相爱在淇水边,可是他失恋了,女子远嫁而去,他故地重游,凝望依旧悠悠的淇水,感到绵绵不尽的惆怅和失落的悲伤,只好“驾言出游,以写我忧”。诗中没说小伙子为什么失恋,但从他对恋人的一往情深,我们认为原因可能不在于婚恋当事人自己,而在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干预。《郑风·丰》中的女子很中意未婚夫,他体格健壮,相貌堂堂。但当男子驾车前来亲迎时,婚姻发生了突然变故。至于变故的原因,戴震是这样分析的:“此《坊记》所谓亲迎,妇犹有不至者也。盖言俗之衰薄,婚姻而卒有变志,非男女之情,乃其父母之惑也,故托为女子自怨之词以刺之。悔不送,以明己之不得自主,而意终欲随之也。”戴震的分析不无道理,且很切合诗意。一场圆满的婚姻就这样让女方自己的父母给破坏了。环境的压力是强大的,且看《郑风·将仲子》,诗中女子私下里爱上了仲子,但“父母之言”、“诸兄之言”、“人之多言”像一堵堵无形的墙威逼着她,压抑了她对仲子的情爱,使她在矛盾痛苦中挣扎。

追求自由是《诗经》婚恋悲剧的一大主题,它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诗经》时代不合理的婚姻现实,也表现了这一时代人们对自由的爱情理想的追求和对不自由的婚恋现实的抗争。这类诗篇之所以是悲剧性的,是因为悲剧冲突双方力量过于悬殊,诗中人物无法摆脱“两难”的被动境地:选择爱情势必要舍弃亲情,这在血缘宗法社会里是大逆不道的,必然受到社会舆论的制裁,永远背上“不知命”、“大无信”的罪名。反之,如果选择亲情,就势必舍弃爱情,在没有情爱的婚姻中接受永无休止的煎熬。所以,这类诗篇中描写的婚恋,结局只能是悲剧性的。

追求专一的悲剧,其矛盾冲突是在婚恋男女之间展开的。悲剧主人公承受的苦难不是来自外力的干预,而是来自对方婚恋过程中的负心和用情不专。这一主题的悲剧又可以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悲剧模式,一种是“始乱终弃”的悲剧模式。

“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悲剧模式以被称为“弃妇诗”双璧的《邶风·谷风》和《卫风·氓》最为典型,其他如《邶风·柏舟》、《邶风·日月》、《王风·中谷有》、《小雅·我行其野》、《小雅·小牟》、《小雅·何人斯》、《小雅·白华》也基本属于这种模式。这一模式的婚恋悲剧,一般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开端:两情相悦。婚恋的前奏总是男的采取主动,又是请媒送礼,又是信誓旦旦,表示要“及尔偕老”(《卫风·氓》),“及尔同死”(《北风·谷风》),于是他们相爱了。“乘彼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卫风·氓》)。应该说他们的初恋是浪漫的,也是愉快的。发展:共建家业。他们很快建立了家庭,在艰难创业的过程中,夫妻也能彼此恩爱,忧患与共。“昔育恐育鞫,及尔颠覆”(《邶风·谷风》),“将恐将惧,维予与女”,“予于怀”(《小雅·谷风》),此一阶段,夫妻之间尚能和睦相处。高潮:男子背情负德,喜新厌旧。家境好转了,男子再也不能满意因过度操劳而容颜衰老的糟糠之妻了,他们“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卫风·氓》),“将安将乐,弃予如遗”(《小雅·谷风》)。原因不在于女子有什么过错,而在于男子“二三其德”,另有所欢,“不念旧恩,求尔新特”(《小雅·我行其野》)。结局:婚姻破裂,女子被弃。她们或在绝望中含恨饮泣,或痴情不泯,在痛苦的诉说中仍存一份负心郎回心转意的希望。

若不是出于偏激,我们不会简单地指责氓之流的男子是爱情骗子。应该说他们在婚恋的前期还是有“真情”投入的,只是后来“发达”了,或地位有了升迁,或家境有了好转,他们才背情负德,另觅新欢的。这类悲剧是“田舍翁多收了三斗米也要易妻”的悲剧,或者说是“玉颜随年变,丈夫多好新”的悲剧。

真正的爱情骗子不在上述悲剧模式里,而在另一类悲剧模式“始乱终弃”的悲剧里。这一模式的悲剧的制造者一开始就没有进入婚恋角色,他们视婚姻如儿戏,视女性为玩物,始乱之,终弃之,异性只是借以消遣取乐的工具。《豳风·九》、《郑风·遵大路》、《邶风·终风》、《唐风·羔裘》等篇均属于这一类悲剧。对比上一类悲剧,这一类悲剧婚恋更仓促,男女双方盲目草率地结合,又盲目草率地分手,当痴情女子还流连于美妙而短暂的梦境时,她们就已经深深地陷入了悲剧的泥潭。我们不排除诗中的男女曾有过一见钟情的喜悦,但这种一见钟情充其量只是低层次的生理感官上性的吸引,绝没有“灯火阑珊处”相见恨晚的情致。问题在于,对男子来说,此举的全部意义在于逢场作戏,寻开心而已,但对女子来说,她们却是投入了感情的全部,她们的可悲就在于此。《豳风·九》中的女子天真地藏起“衮衣绣裳”,企图挽留住尊贵的“公”;《郑风·遵大路》中的女子在大路上拽着男子的衣袖,乞求男子不要抛弃她;《唐风·羔裘》、《桧风·羔裘》中的女子一面独自啜饮“将身轻许人”的悲哀,一面又对轻慢无礼、薄情寡义的男子念念不忘。这一切都因她们投入太多,期望太多,而无法正视被始乱终弃的严酷事实。

无论是“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悲剧,还是“始乱终弃”的悲剧,都揭示了一个共同的主题:追求专一的爱情理想。悲剧的主角都是女性。得不到专一性爱的是女性;对专一性爱渴望最强烈的是女性;“之死矢靡它”,“则异室,死则同穴”,这些体现执着追求专一爱情的诗句都发自女子之口;承担由于不专一行为造成的悲剧苦难的也是女性。追求自由和追求专一,是我国古代爱情文学的两大传统主题。这两大主题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里就被集中表现,此后,绵延几千年的古代文学史,两大主题或互为消长,或并行不悖,或彼此融合,久盛不衰。

二、《诗经》爱情悲剧的原因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然而,在这些诗歌上面,有非常之多的悲剧产生,而女性,往往就是这些悲剧的主角。产生女性悲剧命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男权统治对女性的轻视和压制

《诗经》中所反映的古代生活是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这段时间正好是父系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农耕文明对男子的依赖性非常之大,社会上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以男子为统治中心的社会体系。与之相反,女性角色逐渐被埋没,慢慢沦为了男性的附属品,丧失了自我。

这样,当时的女性为了生存,不得不依附男性,不得不想办法来取悦于男性,引起男性对自身的关注,于是十分注重对自身外貌的修饰。由于男性是体力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在一定程度上女性也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形体柔弱,只能在外貌上等注重对自我形象的修饰,以引起男性的注意。正因为社会主要由男性来主宰,女性处于被动的地位。伴随着年老色衰等原因,被遗弃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这就形成了《诗经》中女性悲剧的重要原因。

(二)礼教对妇女的束缚   

在我国的古代社会中,产生了私有制,也就产生了阶级,也逐渐建立起了森严的等级制度,伴随着这种制度的确立,又制定出了许许多多的礼。尤其是男权统治体系的建立,男尊女卑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了,女子在社会中的低下地位也已确立。

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女性也有着优秀的社会经验,也有着很多的优秀品质,但因为传统男尊女卑思想的侵入,她们在社会生活中承受着很多的束缚,只能在自己的家中很小的范围内活动。如《诗经·氓》中描写女主人公从恋爱、结婚到被遗弃的全过程,女主人公被男主人公的伪善的表现迷惑了,但并没有立即答应他的婚事。按照当时的习俗,没有媒人女子是不能随便答应男子的。这就反映了礼教的束缚。

三、女性的自我崛起

(一)《诗经》弃妇诗中的女性自我意识

女性并没有因为被这样的悲剧命运给打倒,我们从她们身上看到了反抗,看到了她们的崛起,她们在渴望着被平等对待。如《卫风·氓》中的女子深爱丈夫,但当她发现氓并不是心中那个理想的丈夫,并把自己抛弃后,她用“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对同命运的姐妹提出警告。她用自己的教训得出了“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的结论,表示了对男女地位不平等的强烈愤慨。诗中的女子并没有像《遵大路》、《谷风》中的弃妇那样止于哀叹和悲痛,她在伤心之余选择理性,“静言思之,躬自悼矣”让我们看到女子的冷静自省和深沉反思。《卫风·氓》中的女子向男权社会提出抗议,“及尔偕老,老使我怨”,“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既然丈夫“言既遂矣,至于暴矣”,那么女子何必自取其辱,任他践踏呢?

女子坚决地选择断交,结束了婚姻,伤过痛过哀过,女子并未倒下,而选择坚强得站起来,这种独立的人格魅力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她的话语中包含着对负心男的谴责,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女性的自我崛起,和自尊的展现,她们并不是一味的懦弱无能。一句“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我们看到了女子对其人格自立作了直接的表白,看到了她的豁达和果断。她以坚强的意志斩断了对丈夫的依附心理,表现出对传统妇女观的反叛。

虽然绝别时怨愤郁懑,但却坚决冷静,她敢于直面现实,勇敢自信,有着超然的人生态度,从她身上,我们看到了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通过对诗中女性形象进行细读文本分析,我们从她们身上看到了女性的自强自立自省,他们没有摇尾乞怜,相反是坚强得生活下去。

(二)《氓》和《陌上桑》作品中的女性自我意识比较

《氓》是《诗经》里著名的弃妇诗。篇中自叙了这个女子从恋爱、婚变、决绝的过程,感情悲愤,态度决绝,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男女不平等的婚姻制度对女子的压迫和损害。《陌上桑》是汉代的一首乐府诗,最早见于南朝沈约编撰的《宋书·乐志》,题为《艳歌罗敷行》。南朝徐陵编辑的《玉台新咏》也收载了该诗,题为《日出东南隅行》。

《氓》诗的表现手法完全是现实主义的,所反映的故事情节是伤感和悲戚的,女主人公的遭遇是不幸的。经过痛定思痛的回忆,女主人公看清了男子卫道士式的嘴脸,发出了“反而不思,亦已焉哉”的呐喊,真切地展现了女主人公坚决与之决绝的决心和态度,表现出女主人公追求幸福、向往自由的美好愿望。从这个意义上看,《氓》诗中的女主人公的遭遇是不幸的,但她敢于冲破礼教和夫权的束缚,也是她历遭磨难后的清醒和思想上的解放的标志;虽然女主人公的经历是一场悲剧,但她又是一位敢于追求幸福与自由的勇士,这便是这首民歌积极意义之所在。

《陌上桑》从精神折射到表现手法则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高度融合,具有深刻的寓意。随着诗歌的展开,通过罗敷的穿戴用具等,极力渲染罗敷的高雅。激发人们对美的事物的关爱与保护,引起人们的共鸣,进而为罗敷展开污辱与反污辱的斗争作铺垫。另外,对罗敷美的展示,也为她的反面,那位要求罗敷“共载”的使君的丑恶嘴脸和卑鄙行径的揭露与鞭笞,树立了一个对立面和参照物,使读者在体会和感受罗敷与使君的斗争是那样的痛快,那样的干脆,那样的淋漓尽致。

四、爱情悲剧的继承与发展

《诗经》爱情诗中的女性就是在他制或自制的枷锁中,饱尝着性格或命运带来的悲剧。她们渴望爱情,为爱挣扎,但最终多以自身的人性美遭受损伤而告结,悲剧成为她们美丽生命的诠释。当然,不可否认,《诗经》爱情诗中也有一些获得爱情幸福的女性,如《召南•野有死 》、《邶风•静女》、《卫风•木瓜》等中的女主人公,她们在与爱人的约会、互赠礼物中企盼着可望、可喜的未来。《周南•桃夭》则更是一片新婚的喜庆气氛。而《郑风•女曰鸡鸣》中的那位女性已怡然享受着婚后的和美生活。然而,这类诗在《诗经》的70余篇爱情诗中仅占四分之一多一点儿,且这类女性未来的命运并不可设想,面对来自不同方面的冲突,她们能否获得长久的幸福实在值得怀疑。她们的存在,并不能冲淡《诗经》爱情诗中塑造女性形象时的悲剧氛围。

《诗经》爱情诗中女性形象的悲剧色彩被后来的文学所继承,《孔雀东南飞》、《古诗十九首》、《长恨歌》、《琵琶行》等即为杰出代表,这些传颂千古的名篇,都以其沉重的悲剧力量吸引着人们。千年而下,我们犹能想象那悲情迷漫的悲剧女性如何矗立在河之滨守望自己的爱情,而且,也正是这种悲剧色彩成就了她们流传千古的长久生命。在《诗经》之后的很多关于爱情的描写当中,都继承了诗经的这种赞美女性而贬低男性的价值取向。诗经之后,自《楚辞》开始,赞美女性、贬抑男性逐渐定型为爱情文学的一大模式。《陌上桑》中的罗敷坚贞不屈、美丽而富有智慧,男主人公“使君”则是一个企图以权势霸占民女、受到嘲弄的愚蠢的家伙。《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不慕富贵、多情且处事果断,而屈从礼教、胆小怕事的府中小吏焦仲卿,则显得软弱和苍白。

此后各代,无论是小说还是戏曲,诗词等,都是如此的取向。

结语

爱情自古以来都是文学中永恒的话题,但我们需要看到,女性要独立要有自我意识。我们需要爱情,但不能沉溺于爱情而迷失自我。通过对《诗经》弃妇诗中的女性分析,我们看到在诗经时代,这些女性充满着悲剧色彩,可我们还是从她们身上看到了自我崛起,对自我价值的肯定,纵使那样的抗争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可是却值得我们对这些女性自我意识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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