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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张爱玲和王安忆的城市书写

发表时间:2020-02-11 22:28作者:小周

摘要: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张爱玲以她璀璨夺目的光芒,引人注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王安忆,又以后起之秀的形象引领文坛的新气象。她们是两个跨越时空,各具特色的作家,但同时又存在着相同的脉动。本文张爱玲与王安忆的小说作品中所反映出的上海这个大都市画卷进行比较:两人的小说中都将上海作为重要的场景来进行描述,二人在小说中都将女性作为重要的描写对象。然而,在两个人对上海以及对上海女性的描述当中,我们还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存在的差别。

关键词:张爱玲   王安忆   比较

当人们回眸三四十年代的二十世纪文坛时,会发现张爱玲以一个异数的形象升起在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坛。用独特的生命体验,鲜明的个性视角,引领读者在一个个迷梦般的故事中沉醉;那些“说不尽的苍凉故事”,更让人生出一种独坐云端俯视芸芸众生的况味。

世易时移,张爱玲的传奇之旅在异乡孤独的终结,慨然之余也留给人无尽的思索。幸运的是,仿佛她的思索,愈来愈明显的流贯在王安忆这身上。人们在王安忆沉郁凝练的笔调中,隐约的感受着一股熟悉又特异的气息,仿佛张爱玲的百般情怀在她的指间涌动,但这又不是一种复制,而是在个体创作实践基础上的一种天然的接近,一段穿越时空的共振。

本文,便是基于这种穿越时空的共振,将张爱玲、王安忆这两个不同时代、创作风格迥异而接近的作家文本,放在同一个文学平面上来审视,以获得一种别样意义上的思考。

一、书写同一个上海但展现出不同的画卷

上海,作为一个近现代崛起的繁华大都会,它在不自觉中,为每个书写者提供了回忆、经验和语言。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沉沦里,张爱玲贴近上海的肉骨,为这个神话般的城市续写了传奇。王安忆,作为新一代的知名作家,也试图用心中的笔,以回归者的寻梦精神,实践着对这个城市的重新认识。在张爱玲、王安忆跨越时空的交汇里,她们用各自独特的叙述方式,连接起关于上海的想象和记忆。同时,在这种打上个性烙印的连接里,也使得上海的神采更立体的贴近人心。

张爱玲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有一种“上海情结”。张爱玲文学写作的经验和想象来源于她所生活的上海,构成张爱玲叙述底蕴的是上海这个都市。上海之于张爱玲,其意义如同鲁镇之于鲁迅、北京之于老舍、湘西之于沈从文。张爱玲欣赏上海人于传统与新潮中那种不失开化的容忍、兼收态度,以及由此获得的某种“智慧”。

王安忆也深深热爱着自己生活着的上海。王安忆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文革、插队、返城、改革,时代的烙印深深融入她的生命。王安忆的创作涉猎各种题材,其书写状态远比张爱玲复杂。王安忆文本中呈现的叙述空间很广,包括乡村、小城镇及上海。然而,总体看来,她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以上海为创作空间的。对于上海来讲,王安忆虽是个“外来户”,但她早已把上海作为自己深爱着的第二故乡。

两位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作家,以敏感而深刻的眼光,深深眷恋和关注着上海这个或许是近代以来中国最具魅力的都市,把它作为各自的书写空间。上海给她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她们也在自己植根于上海的书写中呈现和延展着上海的景观,并以各自的文字赋予上海以独特的魅力。

张爱玲与上海的贴近,使她情不自禁的将上海所给予她的想象和经验付诸于笔端,从而构成自己的叙述底蕴。自然而然的,她便亮出了上海讲述者的形象。从《紫罗兰》杂志上发表第一篇文章《沉香屑·第一炉香》开始,她便一发不可收拾,一连有佳作问世。

我们可以感受到她竭力表达人生安稳的一面,但这安稳背后的底色——上海,依然是多种叠加的产物。这里既有传统的市井味,又有现代人的空幻感;既有传统社会的宁馨,又有现代都市的喧嚣。但无论怎样,张爱玲与上海永远是血脉相连,浑然一体的。

以后来者形象步入文坛的王安忆却走着另一条路。在上海这样一个充满了“对话”的城市空间中,王安忆是以新移民的身份,凭着特有的文学感悟和文化自觉,以她的作品揭开了上海市民生活的面纱,而这又往往借助对上海都市中的种种女性命运的表现来完成。上海对王安忆而言,并不仅仅是一种地域色彩的象征,她已经切近了上海的情韵,上海市民的生活本质。

也许正因为王安忆并非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才会对上海有了这样深切的认识,才能把这个地方发生的故事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这种后天补充的体察与认识帮助她完成了对自我倾诉的突破,融入到对话式的生存方式中,一个个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长恨歌》是集大成者。她用一个女人的一生完成了对上海的书写,也连缀起这个城市的历史。显而易见,由于她是这个城市的归来者,所以更多的时候她直接跳进文本的叙述中来发表对这个城市真实的看法。从这个意义上,张爱玲比王安忆更市井化,她与上海是水乳交融的。而王安忆则是一个新上海的寻找者,这让她的视角更宽广因此也更具历史意味,同时也就丧失了张爱玲浑然不觉的贴近。难怪王安忆一再坚持:我可能永远不能写得像她(张爱玲)这么美,但我的世界比她大,我的情感范畴比她的大。

(一)二人皆用相同的视角来反映上海

王安忆与张爱玲两人都从小人物、小背景、小故事的角度入手,力求用小世界来反映大都市,所谓“以小见大”当如是也。我所归纳的小人物如白流苏、范柳原、佟振保、壶烟鹂、曹七巧、王琦瑶、蒋丽莉、程先生、严师母他们都是平凡的小人物,是你在生活中所能见到原型的普通人物,他们是这个社会的底层基柱,他们是真正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他们的生活是城市的底蕴色彩,他们才是这个城市的灵魂与精髓。正如王安忆《长恨歌》中所言:“他们又都是生活在社会芯子里的人,埋头于各自的柴米生计,对自己都谈不上什么看法,何况是对国家、对政权。”他们远离政治:这是一九五七年的冬天,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大事情,和这炉边的小天地无关。这小天地是在世界的边角上,或者缝隙里,互相都被遗忘,倒也是安全。窗外飘着雪宵美景啊!他们都很会动脑筋,在这炉子上做出许多文章。烤朝鲜,屋里有一炉火,是什么样的良鱼干,烤年糕片,坐一个开水锅涮羊肉,下面条。他们上午就来,来了就坐到炉子旁,边闲谈边吃喝。午饭,点心,晚饭都是连成一片的。雪天的太阳,有和没有也一样,没有了时辰似的,那时间也是连成一气的。等窗外一片漆黑,他们才迟疑不决地起身回家。这时气温已在零下,地上结着冰,他们打着寒噤,脚上滑着,像一个半梦半醒的人。(节选自王安忆的《长恨歌》)两位作家都善于用环境来作为叙述的背景,背景不光包括环境且包含着情感基调。如张爱玲中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就是作者往往在叙述故事之前就已经设计好了别致的情景,用平静的语言铺造了一种良好的气氛,为故事环境、背景创造了不可缺少的灵光一笔。《茉莉香片》:“我给您沏的这一壶茉莉香片,也许是太苦了一点。您先倒上一杯茶———当心烫!您尖着嘴,轻轻吹着它。在烟茶缭绕中”又如《倾城之恋》:“胡琴咿咿呀呀地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一种苍凉的意味便在小说中弥漫、拓展、延伸开来。为作品叙述创造了一个必不可少的背景。细细观察一下,不难发现,这些背景都是由一些微小的细节,小场景组合而成,与那些宏伟壮大的历史或故事等大场面,相比而言显得更富女性的细腻的一面,所以,在这种意义上说,我把她们笔下的背景简括为“小背景”。

无论是张爱玲还是王安忆,生活、爱情、婚姻永远是她们所关注的焦点,两人笔下的故事感情细腻,回味悠长,与那些开天辟地,建功立业的故事相比而言,不能不言之为小故事。但正是这些不起眼的平凡小事,即像一面放大镜,不管生活有多少美丽和瑕疪,都能照得一清二楚,不能加以丝毫的掩饰。如《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用两个男人相似的故事,揭示性力再遭到压抑乃至屈辱的同时,意味着生命也承受了同样的污辱。当人和社会再用假道德去玷辱、嘲笑、压抑性力时,人的生命便濒临干涸,最后成为一堆人生香灰,一个筑在土地上的香屑坟。作者在同情的背后充满了对禁欲的怒斥,揭露了禁欲教育对人的生命的摧残,作者用这样一个小故事揭露了社会的丑恶面。又如《长恨歌》中王安忆通过描写王琦瑶的大半生来展开故事情节,一个个的小故事组合起来展现了一个色彩明丽的女性温馨天地。

(二)展现出不同的历史画卷

在张爱玲与王安忆小说的空间对比里,则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张爱玲的小说,一般只有一个主要的空间,人物如室内剧般的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穿梭在这个房间与那个客厅之间。比如《金锁记》中,人物所有活动主要在姜公馆的范围内展开。外部世界被很少触及,也只是通过人物的进出才被带入。可见,在张爱玲的笔下,居住空间外的场所都处在了虚写或虚拟的状态之中,这也进一步增强了主人功活动空间的封闭性和狭窄性。与此同时,另一方面的因素也被大大强化了,那就是张爱玲笔下的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同样也是封闭狭窄,没有开放性的。每个人在无形中成为他人的对象世界,是他人世界中的一堵墙,使他人世界在此人面前被阻挡,被隔离,被孤立。在这样的人物身上,似乎实践着存在主义大师萨特的观点:“他人即地狱。”正是在这种封闭的地方,张爱玲剖析着上海的人性,它的丑、恶和阴暗,她为那个年代的上海提供的更为本质的形式——一种双重的封闭。这既源于旧式家族的衰败,又源于都市的竞争和挤压。这直接造成了人内在的纠缠和争斗,使张爱玲笔下出现了那么多互相残害、自我戕害的惨状。

反观王安忆的小说,其空间要比张爱玲宽阔的多。王安忆作为城市的寻梦者,对大都市有一种迫切拥抱的心理。她的叙述视点是历史发展提供的,所以,她对城市的叙述便能在一个流通和开放的地方全面展开。这充分体现在她的三个中篇里,《逐鹿中街》、《“文革”轶事》、《香港的情与爱》里。那种叙述的视点不同程度的开放和人物心理的相对敞开,是可以真切的捕捉到的。在王安忆小说《长恨歌》里的王琦瑶,其实与《金锁记》中的长安,《倾城之恋》中的流苏是属于同一类人。

她们总是力图挣脱家族的束缚来拥抱大都市。只是,在张爱玲的笔下,这种出走始终是不成功的。长安退回到家族的封闭中,窒息而望;流苏走入了另一个封建的怪圈,绝望徘徊。而在王安忆的叙述里,都市女性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作为长安、流苏同伴的王琦瑶,一开始就没有家族围墙的束缚,而是非常自然的把自己交给了社会化的大都市。这就奠定了她的生存基础不是家族,而是都市。都市最显著的特点是:一切都可以公开化的进入流通。面对这种流通,流苏们表现出恐惧、被动、绝望,在封闭的地方延伸为一种自我的纠缠和折磨。这正是张爱玲的世界。但王琦瑶却与流通达成了一种畅通的开放,于是,真正的大都市生活也就开始了。所以,我们可以清晰的感知到张爱玲写的是从家族到社会向现代化大都市过渡的人们,在大都市门前的游移和徘徊;而王安忆笔下的王琦瑶却是远远的越过了这个过渡时期,而跃身成为一个真正的都市人。

上海,这个诉不完的大都会,作为张爱玲、王安忆二者的叙述底色,以不同的风貌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它实实在在地沉淀在张爱玲笔下的每一个瞬间,也延伸进王安忆笔调的每一个角落,百年的上海,让每一位亲历者、旁观者迷醉,它是一道不灭的风景,让作家们倾尽全力却怎么也绘不到极致。更确切的说,她或许已经成为张爱玲、王安忆笔下无可描摹的梦境。

在王安忆的笔下,尤其在《长恨歌》这部作品中,她彻底地把城市从这种传统的文学观念中解放出来,她把城市视为一个文明发展的必然阶段,她甚至善意的体谅了城市所难以回避的庸俗、奢靡和功于心计,作品中不无掩饰流露出作者对城市的好感。《长恨歌》不时体现出欣赏城市的眼光和趣味,她深知咖啡厅气氛,花团锦簇的窗帘以及街上电车之间隐藏了何种迷人的气质。王安忆的城市不仅仅是一个宏伟的景观,不仅仅是一些方形、柱形、锥形以及球形等单纯建筑物在地面上的组合;同时,王安忆深入到城市的纵深,栩栩如生的描写了一个城市的意象。《长恨歌》的第一章别出心裁地写到了几种典型的城市片断:弄堂、流言、闺阁、鸽子,王琦瑶式的女人这几个方面共同组成了一个城市的初步肖像。也许,“肖像”并不是一个比喻的用法,王安忆的《长恨歌》的确是将城市作为小说之中一个活灵活现的主人公,赋予了它生命和灵气。

《长恨歌》这部作品中,王安忆不仅企图绘制城市的图像;同时,王安忆的叙述还竭力诱使这些城市图像浮现出种种隐而不彰的含义。散文式的抒情和分析大量地填塞了人物动作的叙述空间。可以说这部小说是由人物的命运和一系列以城市为主题的散文、随笔连缀而成。种种机警而精彩的辨析恰如其分的抵消缓慢的故事节奏而导致的沉闷。的确,人们从《长恨歌》之中读到许多对于城市的想象,譬如说“上海的弄堂是性感的,有一股肌肤之亲似的”[2],说流言“是那黄梅天的雨,虽然不暴烈,却是连空气湿透了”[3];还说“上海弄堂里的闺阁已经变了种,贞女传和好莱坞情话并存,阴丹士林蓝旗袍下是高跟鞋,又古又摩登”[4]。这些城市的想象既抽象又具体。这些想象之中的城市没有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坐标,种种弄堂、流言、闺阁仅仅是一种概括;另一方面,这种概括又十分感性———它不仅包含着生活的油烟气味,墙壁裂缝和背阴外的绿苔这些可感的细节,而且还包含着一系列极为个性的比拟。人们还可以在《长恨歌》这部作品中看到许多细节描写散发出世俗气息:白色滚白边的旗袍,鸭掌和扬州干丝,弄堂里夹了油烟和水气味的风———这种世俗气息得到了女性的体会和认可,形成了一个城市的底部。在这里,抽象与具体的协调致使种种散文式的片断产生了足够和故事相互映衬的诱惑魅力。

张爱玲采用传统的现实主义和西方现代的理分析派的手法,侧重从家庭婚姻角度来反映抗日战争时期沦陷了的上、香港两地的洋场生活,写了一批个人主义浸透的半殖民地特殊文化背景下的人物。

张爱玲久居沪港,对中西杂糅的都市洋场自有主见。由于她自身生活经历与环境,尤其是她对社会人生的衰感理解,很少去注意外在的都市生活中所包含的积极意义。当时上海成为孤岛,沦陷已成定局。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昨天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这种文化的失落感形成了她的人生意识和哲学意识,她使她的小说基调与现实有着相当的距离。张爱玲小说的底色是荒凉,她作品中荒凉的基调是建立在对于日常生活的描述上的,而且是对日常细节的不厌其烦的描述上的。

张爱玲生活者的上海,带有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当时的上海是有着特殊的地域色彩的:作为商业中心,世界性都会,上海承受了江南几百年累积的富庶和文化,同时,欧美帝国主义把它作为最后的盘踞地,革命党人将其视为散播新思想的中心,日寇的侵略又造成上海孤岛畸形的繁荣与混乱。

怀着深厚的“上海情节”,张爱玲取材上海普通小市民生活,以人生的安稳作底子,新旧意境杂糅,新旧场景交替,以小观大,准确描摹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与精神状态。张爱玲生来就有一个天才女子的聪慧与高傲,有一种都市人的优越感,对上海都市生活的熟稔、深刻的观察与领悟、天才的表现与想象,使她用生花妙笔把衰败的旧家庭、没落的贵族女人、都市男女的日常生活及对人性的关注与时代变动中的道德精神状态的把握成功结合起来,书写着上海生活与殖民地文化,呈现出旧派小说不可比拟的精神内涵与审美情趣。张爱玲和上海是浑然一体的,对城市的天然亲和力与认同感使她的叙述高度市井化,成为上海都市的贴肤书写者。

综上所述,张爱玲与王安忆都以上海作为自己的书写空间。比较而言,张爱玲用高度市井化的叙述,在相对静止的叙述时间和相对封闭的叙述空间内,以人生的安稳作底子,书写着上海三四十年代传统与现代因素叠加下的日常生活的旧式“传奇”。应该说,王安忆的叙述视点,既有其个人的文学取向,更有历史发展所提供的契机。张爱玲和王安忆的都市小说文本,从不同维度为读者构建了一道丰富多彩、意蕴深厚的上海景观,我们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到上海这个都市在文学文本中的阐释的巨大变迁。

二、将都市女性放入笔下

纵观历史,四十年代张爱玲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是女性意识经过觉醒期的狂热而进入冷静内审的必然。张爱玲为女性文学掀开了女性内心那充满疮痍的一页。她笔下的人物,都是中国最普通的女性。

她们任时代之光在她们身上掠过,除却攀援这束短暂的光亮,看清她们的目标,以继续苟延于她们不属于自己生命之外,她们一如既往的生活在几千年已经习惯的挣脱不开的心狱里。张爱玲的笔下是一群居于“安稳”境地的中国“新旧合壁”的普通女性。这些女性,大都生长于旧家庭,生活于行将破落或已经破落的门第之户。

她们坦然的接受现代文明的馈赠,但她们依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依然为男性世界所苦恼、抽泣。新时代留给她们的仅仅是生活形式上的变革,她们的意识仍被男性所支配和控制,她们只是在新时代的乐响里出席了一场假面舞会。张爱玲曾说“现代人多是疲倦的,现代婚姻又多是不合理的”,女人视婚姻为改变现状的唯一途径,婚姻对女人而言成了一个金色的鸟笼,也成了她们永远的归宿。正因为如此,《倾城之恋》中离了婚的白流苏必须重操旧业——进入婚姻才能摆脱麻烦,《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受过新式教育的葛微龙的最高愿望也仅是找个爱自己的人结婚而已,《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王娇蕊,家人把她送到英国读书,也“无非是为了嫁人,好挑个好的”。这些生活在古老中国屋檐下的最普通的女性,禁锢在婚姻牢狱下的女性,被男性世界所支配和统治的女性,她们全都做不了自己的主,她们被一只巨手扼制着,除了白流苏被一场“传奇”成就了一段契约式的婚姻外,其他的如《花凋》中的川娥,《金锁记》中的长安,《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烟鹂、娇蕊,及葛微龙无一不消失在“苍凉的手势”中。总之,在张爱玲的笔下,无论是新派还是旧派,这些典型的女性们,总是通过婚姻与情感的攀附自觉自愿的甘居于男性的脚下,心履斑斑,在“千疮百孔”的情感世界里挣扎。

显然,在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世界,并不代表女性的全部,而是生活在旧时代的最后一代人,表现了她们内心挣扎的原罪状态。一本《传奇》实际是在提醒女性,这样的生涯该结束了。而这一宣告不是来自理念的狂热,西学的熏陶,而是发自女性内心的呼声。她以善良的女性直感和同情,悟出生活在心狱中女性深切的危机。

这里需要区分的是作者的女性意识和作品中女性意识之间的差距。毫无疑问,对于作品中女性的心态,作者是持既否定又同情的态度,这也体现了张爱玲内审的勇气和诚意。同时她的展露和审视,也比其他作家更为彻底、不遮掩。她不自欺于女性表层意识的局限,而是直接进入内核,如同鲁迅剖析国民性一样,其目的都是发自内心对人尤其是女性的关切和同情。也正是这种来自女性自身的审视和关注,使得张爱玲的小说比其他女性文学多了一种女性意识的亲切感。

王安忆对女性生存现状和价值取向,也有着近乎本能的关注和理解。她通过女性形象的塑造,女性观念的探讨,确立了在女性文学中的位置。早在知青小说创作阶段,王安忆作品中的女性就以清新可人的面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她们健康向上,充满青春活力,对未来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憧憬。虽然她们已经开始对异性萌生好感,但此时的女性形象仍是少女色彩的,她们寻找白马王子,并天真地相信白马王子的存在。伴随着王安忆的成长,她笔下的女性开始走向成熟和自觉,向外寻觅的目光开始转向自身。她们面对自己的现实处境,开始对现有的婚姻、家庭等的状态产生反思。庞大的社会压力,渊远的男性传统被她们视作改变现状的对立力量。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女性往往过于执着于两性力量的比较,往往借助母爱的力量来强化女性在两性斗争中的优势。例如《冷土》、《蜀道难》以及“三恋”小说中的男性往往是懦弱、不成熟的,在两性的交往中,他们与其说是需要一个妻子,不如说是需要一个母亲。他们在女性的怀抱里找到安全感,在女性的爱抚下逐渐成熟,而女性则凭借着天然的灵性高高在上地扮演着亦母亦妻的角色。在《叔叔的故事》、《伤心太平洋》和《纪实与虚构》等作品中也是这样,女性的力量得到了强化,在女性身上集中了更多的美德。这类小说是王安忆女性意识觉醒迈出的第一步。

随后,王安忆开始逐步纠正认识上的偏颇。从《香港的情与爱》以及《长恨歌》等作品中不难发现这一点。在她的意识中终于发现女人首先是人,她并不是基于与男性的对立而成为女人,更不是为了扮演母亲或妻子的角色而成为女人,女性完全可以回到自己本身,自然平等地对待生活中的一切,无需通过什么附加物去强调与男性的不同价值,作为女人,作为人,性别的归属并不是那么重要。在爱情、婚姻与家庭中,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样去付出、去索取,这是一个平等的双向交流的过程。当逢佳、王琦瑶们在情爱红尘中辛苦奔走的时候,她们作为女人的一面是明朗而突出的,即便没能成功地做一个好母亲或者好妻子,但仍是最最纯粹的女人。

今天的王安忆开始抛却性别的负累,合理地看待女性的生存位置,进而合理地看待女作家的生存位置。任何一个生命个体都需要一个合理的生存位置,只有在确立了这一位置后才有谋求进一步发展的可能。王安忆一步一个脚印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合理的定位过程,她以一个女作家的姿态获得成功,在小说中借助女性作家特有的敏感与细腻来表现女性心态,完成了女性写作者的自我超越。

无论怎样,张爱玲、王安忆以鲜明的女性立场,各具千秋的笔法,完成了女性在这个现实社会中发自的内心真诚的呼喊。她们表达了女性对自身的审视和重构,使女性的自我挖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更唤起女性思考的力量,让新时代的女性们在自我觉醒中,获得生命个体更加有力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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