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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恋到长恨歌 ——论王安忆小说的女性形象塑造

发表时间:2020-02-12 12:39作者:若曦

【摘 要】王安忆作为当代的著名作家,以其开阔的视野、细腻的笔触、独特的写作视角为读者创作了一部部风格迥异的作品。细读她的作品我们会发现,她创造了形形色色彰显个性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有敢于向命运抗争的女性,有在性爱关系中的女性,有中西文化碰撞中的女性等。其实在这些女性身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女性身上的柔韧性,正是因为这些柔韧情感的注入,这些女性的生命力才得以焕发出来,一点点打败外界的种种压迫以及内心的种种诱惑,最终获得生命的尊严。

【关键词】王安忆;女性;长恨歌;三恋;

王安忆是二十年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从《雨,沙沙沙》、《本次列车终点站》、《小鲍庄》、“三恋”到《纪实与虚构》、《长恨歌》,都能看见王安忆小说形式的转变;在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里,也都能够看到王安忆的身影;王安忆自己也不断地对小说创作的形式、技术进行了探讨研究。不少人将王安忆笔下的王琦瑶和张爱玲笔下的白流苏相提并论,拿王安忆与张爱玲相比,王德威先生甚至曾以“海派作家,又见传人”来形容王安忆。但是王安忆似乎对这个提法不以为然1。虽然单凭一部长篇《长恨歌》就把王安忆归入海派作家未免失之偏颇,但是王安忆近年的小说创作确实紧紧围绕着上海、上海女性,她说:“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么大的委屈,上海也给了她们好的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要说上海的故事里也有英雄,她们才是。”

一、敢于向命运抗争的女性

在王安忆的小说中,描写了一些敢于向命运抗争的女性,最明显的例子表现在《桃之天天》和《流逝》两篇小说中,在这两部小说中,作者以非常细腻的笔触描述了两个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中向命运进行不屈抗争的女性形象。面对这命运的无情捉弄和环境的异常险恶,她们的积极应对以及勇敢的抗争,是王安忆这一系列女性形象勇敢抗争的最明显的表达。他们身上流露出了顽强的生命力2

《桃之天天》是王安忆较为著名的作品,叙述了在上海市井社会之间,一个名字叫郁晓秋的女子的半生经历。郁晓秋自打出生就开始受到别人的鄙夷和看不起,她生长的环境同样也是十分严酷的,但是,却正是在这样艰难的生长环境中,郁晓秋这样一个非常健康而且美丽的女孩儿,面对家人的不关注,面对着周围的人们的鄙夷和非议,她扛起了失恋的痛苦,抬起头、昂起胸,勇敢地微笑着生活下去,并且最终用自己的真诚与善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流逝》写的是文革中的故事,整部小说通过欧阳端丽在这十年生活中的变化,塑造出了这样一个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无比坚定的信念以及敢于抗争和积极争取的女性。欧阳端丽是出生于富裕的家庭的小姐,在大学毕业之后,不愿意去甘肃工作,充满着贵族气息的美丽的端丽最终嫁给了潇洒而又俊逸的资本家公子张文耀,当起了阔少奶奶,生活自此无忧。然而时来运转,在文化大革命的疯狂中,家中的资产全部被没收,为了维持生存,维持整个家中的生计,端丽从一个阔少奶奶的身份下降到家庭主妇的身份,经历了种种的生活中的艰难困苦。然而,在同时,我们也看到,作为一家之长,张文耀却仍然是一个浪荡公子,对家庭毫无责任感而言。这也正好反衬了端丽的反抗以及成长。

在小说中作者这样处理,可以看出是有意识让读者看到,同在艰苦环境下,面对困难时女性比男性更有坚强不屈的韧劲3。在这艰难的十年中,欧阳端丽一直在与外界环境和命运做着不折不扣的抗争,在抗争中她得到了家人与邻居的肯定,也流逝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小说这种在抗争中彰显出的女性美以及女性在面对生活压力时所自觉呈现出的韧劲,这正是作者女性主义情怀的深切流露。

小说的女主人公欧阳端丽是一个独特的艺术形象。她是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资产阶级家庭主妇被推上人生和艺术的舞台的。她生于生活优裕的家庭,在无忧无虑之中度过了少女时代。大学毕业后,她不愿去甘肃工作,于是,“高傲而美丽”的端丽嫁给了潇洒俊逸的资本家少爷张文耀,当了阔少奶奶,把美好的青春消磨在锦衣玉食、筵宴舞会的享乐生活中。文革的风暴扫荡了她的一切,家被抄,房被封,公公的定息、工资停发,迫使她和她的家庭从天上跌落到地下,由富足变为贫困,从“高等华人”沦为市井“贱民”。国家的政治动乱带来了境遇的变化,使她尝到了人生的酸甜苦辣;而生活境遇的改变又引起她思想的变化,她朦朦陇胧地懂得了另一种生活,另一种人生。4

作者细笔精工地描写文革中的一系列事件对她家庭的冲击、震荡在她灵魂深处激起的涟漪和波澜,写她的心理状态和感情流程。作者悉心地描述欧阳端丽心弦的振幅极微的一次次颤动:她对文革的不可抗拒和逆来顺受,对“左”的过激做法的畏惧和不安,她对生活在剥削阶级家庭所自感的屈辱和自卑,对突然贫困所产生的痛苦和焦虑;她亲历劳动后所萌生的思想感情的细微变化;她对旧生活的不能自已的向往和留恋……这一切细致微妙的变化,既是心灵的,又是生活的。作者通过对这感情的缕缕游丝和心理活动的真切描绘,把一位处于忧患而精明能干、陷于劳碌又贪恋享受的置身于矛盾漩涡之中的资产阶级家庭主妇的形象,推到了读者面前。这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环境里的具有独特个性的女性形象。《流逝》通过欧阳端丽及其家庭的境况、遭遇的如实描写,通过对环绕着她的社会矛盾和家庭矛盾的深刻揭示,通过对人物内心情慷的动人抒发,生动地画出了长夜沉沉的十年浩劫期间中国大都市的一角。这是特殊的一角,作者发现了它,再现了它,从一个人物的生活波折和悲欢表现文革灾难的深广,这就使那些乍看起来似乎是平凡琐细的生活故事和心灵历程带上了历史的深刻性。

作品把读者带到黑暗滞重的过去,引向那高楼林立的幽深里巷的一角,在这儿展开了一幅现实人生的画卷。年轻的作者不是简单地孤立地勾画人物性格,而是在社会矛盾、家庭矛盾和思想矛盾等多种复杂的矛盾中,展示欧阳端丽独特而鲜明的个性,在性格对比中塑造形象。文革的狂澜呼啸而来,浓重的乌云笼单着绝个舒适富有的资产阶级家庭。财富核哪涛,政治上受冲击,成员遭歧视,使它面翻梅着深刻的危机,濒于朝不保夕的崩债境地。张家老夫妻一但丧失了财富,对一切都无能为力,无所适从,只能念叨“前世作孽”,而张氏三兄妹又“都不中用气特别是端丽的丈夫张文耀,“没了钱,他便成了草包一个,反过来倒要依赖端丽了。”就在这社会矛盾的猛烈撞击下,在张家突遭厄运又无人支撑的困难日子里,作为长媳的欧阳端丽毅然挑起家庭重担,克服艰难困窘,应付一切事变,竭尽全力撑持了这个家,表现了她的勇气、力量、精明干练的才能和忍辱负重的性格,与文耀的无能、文光的颓唐,恰成鲜明的对照。

对比艺术是区别人物、突出个性、塑造典型的重要手段,《流逝》成功地运用了这种手法,在生活矛盾、性格冲突和人物对比中,多侧面地塑造出欧阳端丽这个带着自身的长处和弱点的血肉丰盈、具有立体感的人物形象,这个形象鲜明生动,真实感人,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二、性爱关系中的女性

女性的意识和女性的身体是分不开的。而在具体的创作中,女性作家也往往会采用女性的身体去体验和认识这个世界,以用来表现女性的欲望和追求5,比如说女性所本有的性本能、性的体验以及潜意识等这些非理性的和隐私性的内容。相比而言,女性的作家要比男性的作家能更多更深入地了解到女性本身的心理和生理上的一些微妙的变化,从而也更能够敏锐地把握和洞察到稍纵即逝的情感,对女性的内心深处的女性意识进行把握。

王安忆的小说以较为含蓄和细腻的笔触来描写性爱,从而也使得王安忆笔下的性的描写也充满了一种含蓄的美6,这实际上是一种情感的宣泄,同时也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重要体现。王安忆的“三恋”正好是以性爱的表达为中心的,集中表现了女性的情与欲的纠葛,并且,王安忆以女性独有的感觉来感受和体验,进而大胆地展示出了女性独有的生命的真谛,感同身受地道出了属于女性自己的真实心声,所以在这一点上仍具有其独特鲜明的女性意识7

所谓“性爱”,有“性”有“爱”,爱情中少不了性的存在,正是性这种物质的行为,连接了情感的桥梁。对性爱的渴求既包含了满足自身欲望的需要,也包含了对真挚爱情的向往和追求8)。《荒山之恋》中“金谷巷女孩”和“拉大提琴的男人”爱情既刺激又悲壮,在两人满含负罪感的躲闪中,“那爱情喷薄而出,光辉灿烂的一轮红日高悬。”爱情挡也挡不住的来了,在爱情的鼓励下,他们性的渴求也被点燃了,他们寻找一切可以幽会的地点,甚至不惜路途艰难的去了郊外的花果山。最终如《失乐园》中那样,彼此忠贞不渝,捆绑在一起,凄美悲壮地服下毒药,永久的保留了他们无处安身的爱情。这个故事充分显示了人在情欲和道德的矛盾冲突中无能为力的无奈和痛苦。作品中的“他”和“她”,当他们的行为不为社会和道德所接受时,就自觉自愿地走向死亡。他与她在婚姻中获得的只有安全感、宽慰感、舒适感和身体欲望的满足,但却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

《锦绣谷之恋》是一个类似“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故事,细细读来又十分真实和合理。这场充满了臆想与夸张的成分的虚幻之恋是无法“现实化”的,只能成为女编辑乏味的家庭倾斜的砝码;李小琴和杨绪国之间自然不会出现“英雄救美”的一幕,尽管他们在“性的满足中得到了生命的再造”,但在七天七夜的两性欢娱之后,杨绪国还是要走出李小琴的那间小屋。作者清醒地意识到传统男权中心的顽固和强大,父系社会规范建立的传统秩序通过礼、法、价值伦理体系的确立和运作,已作为源远流长的文化代代传承,并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内化于人们的心灵之中,成为一种男性与女性都自觉遵奉的行为准则。这些女性的离经叛道在冷酷的现实中无法找到合适的发展方式和最终归宿,最后不得不以悲剧收场。女性对美好爱情与生活的渴望,是不以男人为中心而转移的,女性的希望寄托在自我价值的实现上。小说的侧重点并不在于对爱情的追求,而在于对已有婚姻的反思,思索着婚姻的实质是什么,婚姻中的男女应该怎么做。而这份思索的灵感也是为女性所独有的。同时也揭示了两性的相互吸引、人与人的难以沟通以及与社会的各种矛盾。

而在《小城之恋》,则是叙述的两个人的故事。作者在小说中设计出了一中纯两人化的行为,那就是性。在小说中,主人公“他”和“她”都没有什么文化,自然也就无法进行所谓的精神交流了,就只剩下性了。在当时缺乏精神力量的约束下,他们两个人几乎都是无所顾忌讳,甚至是毫无节制的放纵了自己的性的欲望,来满足性本能这样的需求。是性让他们相互吸引,性也成了连接他们两人关系的唯一纽带,两个人的交流和相处几乎都是在这一活动中进行的。欲望使得他们完全战胜了婚外性关系的所产生的羞耻感,他们更象两头性欲旺盛的野兽在相互撕杀格斗。

然而性的手段也并不是能解决一切问题的,两个人在接下去的生活当中像两头狂暴的野兽,互相折磨。在小说的最后,这个女孩儿怀了孕而且生育了孩子,并最终通过生育将心灵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净化,她也不再躁动以及茫然,逐渐开始坦然地面对生活,。这其实是一种母性对性本身的超越,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安慰。与此同时,“他”却让人时时地遭受受着来自欲望的煎熬,而且因为这种欲望得不到满足,精神最终变的畸形。

“他”和“她”其实都是陷于肉欲中而不能自拔的,在面临青春期的性欲望蠢蠢欲动的时候,对于他们而言,却没有找到情感的真正寄托以及正常的宣泄途径,只能纵欲,在彼此的肉体中选择了沉沦。对于他们尤其是“她”而言,这种行为其实既不为这个社会所能接受,而且对于他们而言,爱情的印象是模糊的,是懵懂的。

在作品中,作者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了她和他之间的那种如火如荼的源自本能的性爱,用笔非常直露而且大胆,其实正是用这样的描写来反衬中国固有的传统观念对于情爱和性爱的束缚。“他”和“她”其实几乎都是没读过书的,,然而却能很清楚的认为这种行为是为整个社会所不容的。他们更像社会伦理道德的牺牲品,而这种牺牲,有时候是盲目的,甚至可以说是不自觉的。他们的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都面临并且遭受着来自社会规则的煎熬,看不到明日的太阳,仿佛永远生活在无尽的黑暗当中。在这里,作者不仅展示了本能性爱的这种不可遏止只能进行疏导,同时又揭示出了本能性爱所带来的变异,导致人的心灵面临一种煎熬。

“她”最后变换了角色,以一个母亲的角色,同时承载着一个新生命的诞生来遏止住了原来所有的肉体欲望的一种无限膨胀,而小说中的“他”最终因为不够成熟,成为了欲望的牺牲品。在“她”的生命历程中,她经历了少女时代对爱情的懵懂,也度过了青春期的对欲望无所节制的放纵,并且战胜了内心的自卑以及肉欲,变换了自己的角色,成为一个母亲。王安忆在《小城之恋》中把母爱的伟大与圣洁推向了顶点,她试图为女性寻找到合理而神圣的出路,把女性生命本能中作为母亲的一部分加以强化,并为了突出母亲角色的伟大与圣洁。9)

王安忆在这部小说中对女性在精神方面的需求给于格外的关注,她以女性独特的视角洞察到女性的内心世界,向读者更完整地展示了女性的需求,充分地体现了作者的女性意识。小说中作者通过男女在生育后对性的不同态度的描写,向我们展示了生育赋予女性特有的力量,使女性得到生命意义的升华。可以说,王安忆将对女性意识的思考深入到了对人身体、本能的探索。

三、中西文化碰撞中的女性

王安忆对欲望的书写没有停留在单纯的性爱层面,而是进一步地指向人的精神世界。这种精神或心理的欲望要求可以说成是情爱(对情的爱恋)欲望。它充分展示了女性在不甘失败的肉体下的倔强灵魂,《我爱比尔》就是这样。在《我爱比尔》中,女大学生阿三不断地重复“我爱比尔”,但她爱的并不是比尔,而只是爱着爱。她爱着自己对比尔的付出和妥协,爱着自己对爱的牺牲,她在近似自虐和堕落中品尝着爱情带给她的痛苦。她似乎有意选择无法得到结果的男人作为恋爱对象,让这种无果的痛感来证明她曾经爱过,并爱得很深。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种种物质的诱惑让阿三的理想逐一破灭。爱已经成为一种信仰,在这张神圣的旗帜下,阿三心甘情愿地堕落了。也许开始和比尔是真的,就以为这种真可以一直留守,可以抹去不洁的事实,这必然导致她付出太多爱情试验以及自己个性地毁灭,爱情至上面前竟是自我的迷失。

新时期随着中西方交流的日益增进,西方文化影响的日益加深,中国出现了一些接受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影响而具有超越传统文化思想的前卫女性,她们的常常超越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成为“异类”分子10)。女性主义理论认为,妇女是父权制文化中的符号、形象及意义的代表和界定,而父权制———包括语言、神论只表达了一个性别,因此,只有中断象征秩序才能有革命。女性主义理论既是对男权社会的大胆挑战,也是对长期剥夺女性权利的有力争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些接受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影响而具有超越传统文化思想的前卫女性,在按照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处世时就难免与中国固有的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相冲突,而成为与传统伦理道德相背离的现代女性。

阿三就其实是一位在中西文化碰撞中而出现的“异类”分子。阿三聪颖、才华横溢,自省而又自肆,爱上了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的工作人员比尔。为了得到比尔的爱她小心翼翼,也做出巨大的牺牲——失去学业、失去爱好、失去女性正常尊严以至最后丧失自由。其实对阿三来说,比尔是一种意象,一种象征西方文明的意象,阿三对比尔的爱也可以视为她对西方文明的向往。在接近西方文明中她迷失了方向,最终走向堕落。但是,无论是从男女关系的角度来进行探讨,还是从中外文化碰撞的角度来进行探讨,阿三最后的结局都是在同性中找到了安慰。这个原本是大学生,最后沦落到妓女再到去监狱服刑,凸显了女性的生活困境。

阿三是一个学美术的大学生,非常漂亮时尚,眼界也很开阔,思维敏捷,能用英语与各种外国人周旋。在一次画展上她遇上了年轻英俊的美国驻沪外交官比尔,从此坠入情网,为比尔抛弃学业也在所不惜。命运使她遇到了比尔,然后又无情地带走了他。但比尔的异国气息却永远留下并吸引着阿三,让阿三陷入了痛苦迷茫的深渊。比尔离开后,她怀着对比尔的痴恋,周旋于一个个外国人中间,与他们频繁建立亲密关系之后又频繁地解除关系。她始终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却又一直在顽强地寻找,最终沦为一名妓女,以卖淫罪被送往农场劳教。而在女子监狱中,阿三同样面临着生存的困顿。面对接二连三的斗嘴、吵架、自杀等暴烈事件的刺激,面对“阳春面”怪诞透顶的谩骂,在监狱中生存得游刃有余的阿三回击了。她伤人且自伤,用玉石俱焚的绝决逃离一切束缚和压制,最终在“阳春面”的提点下逃离监狱。对于阿三来说,“阳春面”是她所厌恶的女人,也是推动她命运转变的助力。比尔让阿三梦碎,“阳春面”却让阿三梦圆。我们再往文本的深层意义上探究:阿三在被男人多次拒绝后,只有在同性中获得帮助,这样的际遇显然指陈了女人在男女两性关系中受到的不平等待遇11)

这看似有女权主义的书写并不是简单地抬高女性或贬低男性。王安忆也多次否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几千年历史发展到这一步,不是某个人的选择,一定有其合理性,一男一女的结合关系,我承认是合理的。”12)由于以往在男权话语下的书写总是将女性作为男性的生理、心理客体,诸如“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伟大的女人”等等,已经成为大家认可的事实。一个女人,理所当然地渴求一个刚毅坚强的男人气概;一个生机勃勃,活力健壮的男性身体;一个力量相当的生活伴侣。可现实生活中,男人已经不能保留完整的原初的生态状况了。因此以往在男性光辉遮盖下的女性光芒,就显现出来了。

四、王琦瑶、郁晓秋——红颜女性之“韧”

王琦瑶是典型旧上海弄堂的女儿,是上海女人中典型的一类。王琦瑶的家境并不富裕,但父母的宠爱也能够让她衣食无忧地成长。随着年岁的增加,那个陪着母亲走亲访友、裁剪衣料的女孩王琦瑶,终于出落成了能够对旗袍的款式、点心的花样津津乐道的少女王琦瑶。“无忧”的生活并没有让王琦瑶“不谙世事”,王琦瑶是聪敏的,她知道如何与家境比自己好、但是没有自己漂亮的好友蒋丽莉相处,而正是蒋丽莉,让王琦瑶有机会、有财力去竞选“上海小姐”,并获得第三。

当上了“上海小姐”之后,王琦瑶就被李主任看中并住进了“爱丽丝”公寓。在政界军界都有巨大影响的李主任自然是没有多少时间来“爱丽丝”公寓,李主任的人生重心也不可能是王琦瑶,但是此时,王琦瑶的人生重心却是李主任,王琦瑶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等”,等待李主任的到来。李主任无疑是改变王琦瑶一生命运的重要人物,尽管他出场不久就被作者安排因飞机失事去世,而他赠给王琦瑶的一盒金条,成了王琦瑶在上海安生立命的凭靠。

李主任的死本该是对王琦瑶致命的打击,而王琦瑶并没有伤心欲绝,她回到了外婆家,认识了纯净少年阿二,开始了一场注定无果的短暂爱恋。阿二离开后,王琦瑶回到了上海,住进了平安里,结识了严师母、康明逊、萨沙。王琦瑶很清楚以后的日子还是得过下去,没有人能够拯救她。王琦瑶靠给人扎针赚生活,她没有动李主任留下的金条--那是她最后的“底”。王琦瑶怀上了康明逊的孩子,却拿萨沙做挡箭牌生下了女儿薇薇。王琦瑶太精明了,她知道应该忍受什么、争取什么,程先生对她有情有意,为了她放弃了蒋丽莉并终生未娶,而王琦瑶却把程先生当作了无路时的“退路”--在康明逊、萨沙都离开,王琦瑶刚生下孩子,粮食开始紧张的时候,王琦瑶毫不犹豫地跟程先生搭伙了,程先生亦心甘情愿地常常发了工资直接去买米扛去王琦瑶家。

随着时间的推移,旧上海情结在上海慢慢复苏,中年王琦瑶开始了与年轻的老克腊爱恋。而这畸形的爱恋也注定是没有好结局的,对于老克腊来说,“那歌乐中人实在是镜中月水中花,伸手便是一个空。那似水的年月,他过桥,他渡舟,都也是个追不上”。

王琦瑶的一生,历经了政治巨变的大时代,而她的故事却远没有那个时代那样惊心动魄,她的生活似乎存在于大时代的角落里,建立在一个上海女人的凡俗生活上,点点滴滴,婆婆妈妈,仿佛路边的野菊花,任凭马路上车马轰隆,她只是静静地开落。王琦瑶由这种细细碎碎的日常生活堆砌而出的生命是极具韧性的,尽管最终死于非命,但是那是不可逃脱的轮回宿命造成的,跟她的坚韧争取无关。她冷眼看着那些男人们从她身边一个个过客似的离开,甚至在最困难、最缺食物的时候也没有动用李主任留下的金条。她以她的韧性为自己在动荡飘摇的时代里争取到了一块安身立命的空间。

如果说王琦瑶的韧性带着些旧“上海小姐”的风韵,那么郁晓秋的韧性则完完全全扎根于上海弄堂的泥土里,是从出生开始就必须具有的生存的本能。

郁晓秋是私生子,她的出生一开始就不被这个家庭接受,妈妈不喜欢她,哥哥姐姐对她很冷淡,就连余姚来的保姆也不待见她,上海的弄堂本就是流言滋生和聚集的地方,不知道自己父亲是谁的郁晓秋,自然是成了弄堂居民们街谈巷议的内容。郁晓秋自小就知道她和其他孩子的不同:自己太容易获得厌恶,而要讨到旁人的欢心,则比其他孩子难上数倍。这也就养成了郁晓秋打碎牙齿自己吞,艰难中一点一点求生存的韧性,随着年岁的增长,由于自己不光彩的出身,加上比一般孩子早熟的身形,郁晓秋受到了一次又一次打击,“这种性别特质的早熟和突出,倘若在别的孩子身上,或许不会引人注意,可在她,却让人们要联想她的身世,一个女演员的没有父亲的孩子。这两者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在市民贫乏又庸常的生活里,还有什么比男女风化事更可以刺激想象力呢?再有,也莫小看他们的世故经验,说不定,这两者真有什么关联呢?从民间遗传学上说,风流的生性也属种气,会代代相传。而这孩子身上显现出来的性别特质,人们是用”风流“这两个字命名的”。郁晓秋的那些绰号如“S”、“猫眼”、“工场间西施”,都有些“不正经的狎玩的气味”。腰鼓队不要她,建国二十周年大庆游行没她的份,集体户不接纳她,和男朋友何民伟本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却遭到了何民伟的背弃。

面对这些不幸和磨难,郁晓秋有失望和难过,但是生活并不会因为她的眼泪而变得平顺,擦干眼泪,日子还是要继续过下去,以至于在何民伟另娶他人时,郁晓秋在伺候姐姐生孩子。对于郁晓秋来说,生存已是不易,可她仍能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她就像那种石缝里的草,挤挤挨挨,没什么养分,却能钻出头,长出茎,某一时刻,还能开出些紫或黄的小花”。

还是孩子时,郁晓秋放学后要到妈妈所在的剧院去演戏,她能将晚饭和车票加起来的2角钱“吃出五花八门”,多花点脚力,省下些车票钱,能够使手头采买食物的钱更加宽裕,“她并不总是这样正经坐下来吃饭,这似乎太浪费了,无论是对于财力,还是自由。所以,她更多的是化整为零,沿途一路采买享用过去……她还发明出一些前所未有的吃法,一边嚼一颗奶油软糖,一边往嘴里扔花生米,制造出奶油花生糖的效果,或者将棒冰夹在一个圆面包里,吃出冰淇淋的意思。”下乡插队,她也很快融入了当地乡民之中。外甥出世后,郁晓秋实际上是代替亡故的姐姐担起了母亲的重任,在双方家长的顺水推舟之下,她嫁给了姐夫,她“都没有怎么看清他的容貌”,只是“人人都默许了……似乎也没有什么理由反对”。姐夫本来一颗心全在姐姐身上,姐姐的过世让姐夫对自己的亲生儿子都有了厌恶,这么不尴不尬的婚姻,倒是由于郁晓秋的悉心经营,倒也生出了夫妻情分。待郁晓秋产下女儿后,她去妇联咨询像她这样的情况能不能享受取独生子女津贴,吃了钉子,却很情愿,因为她觉得,“人家一个,你有两个”不是对自己的教训,倒是对自己的夸奖。

“郁晓秋始终在受挫中生活……她经得起,是因为她自尊。简直很难想象,在这样粗暴的对待中,还能存有多少自尊。可郁晓秋就有。”在粗粝的生活中保持自尊,作家说“这就是郁晓秋的强悍处,这强悍是被粗暴的的生活磨砺出来的”。

实际上,这就是郁晓秋生命当中的“韧性”,无论外界如何打压、蹂躏,郁晓秋只是死死咬住不放,一瞅到机会,就能恢复原状,恢复她旺盛的元气。

王琦瑶是旧上海的遗老,后虽落魄却也享受过旧上海颓靡的繁华;郁晓秋是新上海弄堂里的私生子,虽处新社会却因为不光彩的出身受尽冷遇。两人看似无交集,但其实她们的生命本真的状态是互通的:无论处于怎样的社会地位与生存状态,都不屈服于命运,而是靠着女性独有的“韧性”一点一点地打败外界种种压迫和内心的种种诱惑,获得生命的尊严13),在细细碎碎柴米油盐的生活中一点一点挣得在这个城市立足的基础。正如王安忆所说:“她们的硬不定是硬在‘攻’上字,也是在‘守’”,“上海的女性心里都有股子硬劲,否则你对付不了这城市的人和事” 14)

上海也正是因为这些极具“韧性”的女性的存在才获得了她独有的泼辣的生命力,吸引了张爱玲王安忆等作家乐醉心于其中的书写。倒是在王安忆作品中出现的那些男性,似乎都没有体现出这种“韧性”,如《长恨歌》中跳楼的程先生,如《逃之夭夭》中迫于家庭压力另娶他人的何民伟。

结语

王安忆以鲜明的女性意识塑造了这一组彰显个性的女性形象,写出了不同女性的命运形态、生命的欲望和生命的流程,为女性更好、更深刻地认识自身提供了很好的文本。细读王安忆这些作品,可以发现她的创作有着独特的写作视角和叙述方式,分析她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女性意识,可见她对女性有着独到理解和发现。她从女性对外界独特的体验出发,对人的本质和生命的意义提出探询与思考,对男权中心提出反抗,企图唤醒广大女性长期以来在男权社会中沉睡的女性意识。而诸如王琦瑶、郁晓秋所表现出的女性特有的坚韧,是王安忆小说中流露出的女性关怀的意识和人文精神。15)

【注 释】

(1) 王安忆访谈:《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与王安忆谈<长恨歌>》,文学报,2006年,第10期,第12页。

(2) 唐晓丹.解读《富萍》,解读王安忆[J].当代文坛,2001

(3) 李平.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 周海波孙婧.寻找失去的天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59.

(5) 王安忆.男人和女人 女人和城市[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1

(6) 王向东.孤独城堡的构建与冲突———论王安忆小说的孤独主题[J].扬州大学学报1999,(2).

(7) 李永花,王苹:《王安忆女性意识的张扬与女性主义批评》,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第37-38

(8) 李芳.王安忆的两性观[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06,(2)

(9) 安映洒.论王安忆作品对人性的探索[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2,(2).

(10) 王安忆:《上海的女性》,海上文坛,1995年,第9期。

(11) 马春花:《“我是女性主义者吗?”——由王安忆的性别表述兼谈中国的女性主义》,辽东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第115-120页。

(12) 李平:《女性话语的别一路径:90年代王安忆的女性写作》,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9期,第70-72页。

(13) 陈村:《常看王安忆》[J].时代文学.2000.1.,第27

(14) 王安忆:《王安忆精选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92

(15) 黄华:《权利.身体与自我福柯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89

【参考文献】

(1) 唐晓丹.解读《富萍》,解读王安忆[J].当代文坛,2001,(4).

(2) 吴义勤.王安忆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3) 李平.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 林建法.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5) 王安忆.男人和女人 女人和城市[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1.

(6) 王安忆访谈:《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与王安忆谈<长恨歌>》,文学报,2006年,第10期,第12页。

(7) 王安忆:《上海的女性》,海上文坛,1995年,第9期。

(8) 李永花,王苹:《王安忆女性意识的张扬与女性主义批评》,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9) 马春花:《“我是女性主义者吗?”——由王安忆的性别表述兼谈中国的女性主义》,辽东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10) 李平:《女性话语的别一路径:90年代王安忆的女性写作》,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9期。

(11) 安映洒.论王安忆作品对人性的探索[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2,(2).

(12) 张浩.从私人空间到公共空间———论王安忆创作中的女性空间建构[J].中国文化研究2001,(4).

(13) 李芳.王安忆的两性观[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06,(2).

(14) 王向东.孤独城堡的构建与冲突———论王安忆小说的孤独主题[J].扬州大学学报1999,(2).

(15) 周海波孙婧.寻找失去的天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6) 程德培.面对“自己”的角逐———评王安忆的“三恋”[J].当代作家评论19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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